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重塑，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其研究成果日益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智力支撑。这门以“知彼”“解己”“鉴今”为要义的学科，通过深化对象国政治生态、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认知，既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精准施策的现实需求，更承载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使命。特别是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深耕细作的新阶段，区域国别研究通过构建知识体系、创新分析框架、培育复合人才，在加快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东南配资，也为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实践难题提供着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1.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时代使命
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一新兴学科突破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传统边界，重点聚焦四大研究维度，即通过政治生态解构揭示治理逻辑、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分析发展动能、通过文化基因解码诠释文明特质、解析社会结构演化研判变革趋势，最终构建起理论与实践交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解释框架，为跨国合作实践输送解决方案。
有效服务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时代使命。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以发展权为核心价值坐标，通过研究发展权的实现路径与制度适配过程，能够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实践迈向合作共赢。一是主体性重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打破西方主导的GDP中心主义评价标准，以“人的发展”为尺度重构合作逻辑，将中国减贫经验、特区建设模式等转化为可借鉴的“制度公共品”，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理论工具。二是方法论创新。运用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深度解析共建国家规则要求，推动合作从“大写意”向“工笔画”转型。如中白工业园首创的“标准兼容性实验室”，系统对接两国技术标准，为破解制度壁垒提供了中国方案。三是动能转换。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数字技术革命，区域国别研究提出“数字发展权”，重塑技术合作伦理，更精准适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共建国家要素禀赋，创新出“前店后厂”（新加坡数据枢纽+广西算力支持）等数据驱动型合作生态。这些理论与实践成果，体现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破解全球发展困境的时代担当。
2.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与区域国别研究双向赋能东南配资
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与区域国别研究是互为引擎的协同创新共同体，二者的双向赋能，既能促使区域国别研究从“书斋理论”走向“现场智慧”，也使共建“一带一路”因学术支撑而更具韧性与远见。
共建“一带一路”实践驱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为区域国别研究突破“实验室思维”提供了重要契机。区域国别研究以其对特定区域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深度理解为核心优势，可以主动介入“一带一路”项目建设，通过在地化研究识别文化碰撞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寻找适配性解决方案，在推进实践发展的过程中推动理论发展。例如，在某些港口项目中，我国学者运用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当地宗教文化习俗，指导项目团队将桥梁施工方案与当地社会文化相结合，既保证了技术标准，又体现了文化特色。这种从田野调查和具体实践中形成的研究成果，是区域国别研究强调“问题驱动”的具体体现。
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为共建“一带一路”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区域国别研究通过解码文明基因，能够为共建“一带一路”实践注入文化适配性。不同于西方理论将文明差异固化为“冲突之源”的预设，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立足“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构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首先，文明传统的现代转化，即区域国别研究强调从对象国文明传统中汲取现代治理智慧。面对中亚天然气管道建设可能破坏草原生态的争议，我国学者基于对游牧文明“季节性迁徙”的系统研究，指导工程团队创新性设计出“季节性分段修复”方案，既给草原留出自然恢复时间，又保证了工程建设的推进。这一实践证明，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指引下，共建国家的文明传统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破解“项目可持续性”难题的文化密码。其次，合作范式的文明互鉴。区域国别研究致力于探索技术应用与文化习俗的创造性融合路径，比如上述提及的港口项目，便是由区域国别研究直接参与指导的技术创新，使得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促进文明交融的重要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与区域国别研究双向赋能，可以将中国学者与共建国家研究者的智慧深度整合。比如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中国与东盟学者基于对彼此文化传统、治理诉求和技术伦理等的深度互鉴，共创“数字文明互鉴”理论，既规避技术霸权主义的陷阱，又超越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实现了科技创新与文化传统的辩证统一，让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被国际社会采纳，不断提供全球认可的发展方案。
3.深化区域国别研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系统提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并通过对特定国家和区域社会文化的精准解码，实现知识的创造性转化与全球共享。通过学科范式革新、协同机制重构、话语体系突破三重维度，区域国别学正在形成植根本土、辐射全球的知识体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从项目建设层面升级到更高维度的规则共创层面。
在学科范式上，构建以问题为导向的交叉融合框架。区域国别研究与工程管理、数字经济、环境科学等研究领域深度交织，形成“国情分析+技术适配+风险预判”的一体化知识生产模式。基于这一知识生产模式，可以形成满足共建“一带一路”需求的动态课程体系，培养兼具地缘政治洞察力、项目管理实操性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进而促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在协同机制上，强化“政产学研用”闭环联动，推动知识供给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政府部门搭建数据共享平台，整合企业海外投资动态、项目风险案例以及共建国家舆情信息；智库等研究机构嵌入企业海外运营全流程，将学术模型转化为风险评估工具、文化碰撞调解方案等实用产品；高校学者赴国际组织、援外项目一线挂职，加强实践调研。多维协同机制不仅能够提升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率，更能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螺旋上升，形成中国特色的知识创新链。
在话语体系上，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指数体系，量化评估共建国家的政策稳定性、社会包容度、合作适配性等核心指标，可以逐步掌握发展合作领域的研究话语权。此类指数超越西方主导的“自由化指数”“营商环境排名”等传统评价框架，纳入“民生改善权重”“可持续发展指数”等因素，能够为全球南方的合作模式提供新的参考。与此同时，联合共建国家的智库共编研究指南、共建数据库、共设学术期刊，将中国视角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诉求深度融合，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共识的知识共同体。
（作者：王守军东南配资，系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一带一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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