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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穆宏燕
编辑|朱依林
审核|单敏敏
内容提要
印度教与佛教，二者皆出自印度文化，是对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两种宗教。同时，二者也是竞争对手关系。在印度，是印度教打败了佛教，导致佛教最终在印度消亡；然而，在东南亚牛弘配资，却是上座部佛教打败了印度教，印度教虽然没有在东南亚完全消亡，但只局限于个别地方。关于印度教在东南亚败给佛教的原因，值得关注和思考。南亚研究通讯特此转载本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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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宗教受到印度的强烈影响，其总体发展格局是：公元前后，婆罗门教、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印度土著密教皆传入东南亚地区，交替混合发展，谁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4—11世纪，印度教在东南亚占据主导地位。11—13世纪是东南亚宗教的转型期。11世纪末叶以后，印度教在东南亚逐渐衰落；13世纪末叶以后，在中南半岛地区（越南除外），上座部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据主导地位；在群岛地区（菲律宾、东帝汶除外），则是伊斯兰教替代印度教，占据主导地位。
半岛上的高棉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公元1世纪左右，该地区就建立了扶南国，这是东南亚历史上第一个大的王国，其疆域主要为今天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中南部（古称占婆）、泰国，最强势时期疆域达至缅甸南部。高棉帝国是印度教在中南半岛最兴盛的地区，尤其是在吴哥王朝（8世纪初—13世纪中期）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印度教在中南半岛地区的传播达至鼎盛，成为吴哥王朝的宗教意识形态。统治者用印度教在吴哥王朝建构起“君权神授”的观念，自封为“宇宙之王”。然而，到了11世纪中期，东南亚地区的宗教状况开始发生转变。首先是缅甸的阿努律陀继位为蒲甘王国（849—1287年）国王之后，于1044年尊奉来自锡兰的阿罗汉长老为国师，从锡兰引进纯正上座部佛教，立为国教，驱逐其他异教信仰。蒲甘从此成为缅甸的佛教中心，开创了缅甸历史上上座部佛教的黄金时代。同时，也开始了锡兰传系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的发展。泰国旧称暹罗，在历史上曾长期属于高棉帝国的势力范围。1238年泰国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王朝素可泰王朝（1238—1356年），为了彻底脱离高棉帝国的控制，获得自己的独立性，素可泰王朝统治者认识到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因此直接从锡兰引进上座部佛教，并在南暹罗地区建立了锡兰系上座部佛教中心。泰国上座部佛教的一大特色是实行两派僧王制度。两派僧王制度不仅使泰国佛教兴隆，国力昌盛，而且反过去把柬埔寨和老挝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使这两个国家也接受了上座部佛教，并采用两派僧王制度。
海岛地区，在伊斯兰教进入该地区之前，一直是印度教占据着主流地位，佛教虽然也有传播，但始终处于弱势。印度教由于在海岛地区比较强势，因此尽管13世纪之后海岛地区普遍伊斯兰化，但至今在该地区仍有印度教局部存在（比如印尼的巴厘岛），而在半岛地区印度教基本上消亡，只在半岛文化中留下深浅不一的烙印。
印度教与佛教，二者皆出自印度文化，是对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两种宗教。同时，二者也是竞争对手关系。在印度，是印度教打败了佛教，导致佛教最终在印度消亡；然而，在东南亚，却是上座部佛教打败了印度教，印度教虽然没有在东南亚完全消亡，但只局限于个别地方。关于印度教在东南亚败给佛教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印度教在印度是为婆罗门的教权和话语权服务，而在东南亚却是为王权服务。印度教在东南亚是一个从外传入式的宗教牛弘配资，是由以吠舍种姓为主的印度商人作为传教士、通过经商而把印度教信仰带入东南亚的，然后从印度请来婆罗门主持东南亚地方君主的宗教事务。因此，作为传入式宗教，要想在某个地区获得立足，必然需要得到当地统治者的支持。要想获得当地统治者的支持，就必须要建构一套为统治者服务的理论学说。因此，印度教在高棉帝国的立足方式，就是把国王神化，抬高到与神（主要是湿婆和毗湿奴这两位印度教大神）相同的地位，创立了一种“王权神授”的思想，国王自称宇宙之王，是“神王”，是湿婆大神或毗湿奴大神的化身。“他是‘世俗’与‘神圣’的分界点，最高神的意志和力量须透过他而辐射至整个世间。他出于群体而高于群体，是兼具神性与王性的特殊存在。”因此，印度教在东南亚是把对印度教的信仰与对帝王的崇拜二者结合起来，对东南亚地区君主制政权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融合了‘君权神授’和‘神王一体’的神王文化，在论证王权合法性、稳固君主统治、实现功绩不朽等方面，都极为必要”。因此，印度教在印度是婆罗门制约刹帝利的话语权，而在东南亚婆罗门祭司的宗教权力却完全是为王权服务。这导致王权制约婆罗门祭司的宗教话语权和教权，而不是教权制约王权。
王权决定教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当国王觉得某种宗教信仰对自己的统治有支撑作用的时候就采用，当觉得对自己的统治失去支撑作用的时候就放弃，改换另一种对统治权力更能起支撑作用的宗教学说。印度教在东南亚正是因为被王权放弃而衰落；上座部佛教也是因王权的选择而昌盛。首先，在缅甸，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国王阿努律陀正是从国家政治利益出发，听取僧人阿罗汉的建议，排除由印度教与大乘佛教密宗混合发展而成的、颓废放荡的阿利僧派，定锡兰系上座部佛教为国教，使得蒲甘王朝成为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再者，在泰国，素可泰王朝建立之后，也是出于欲与高棉帝国相抗衡的政治原因，因此改宗上座部佛教，还派人专门去锡兰取经，并建立两派僧王制度，用上座部佛教支撑君主统治，泰国由此强盛起来，成为上座部佛教两派僧王制度的盟主，反过去影响柬埔寨和老挝。因此，印度教在东南亚的发展主要靠地方君主们的扶持而兴盛，同样也因君主们的放弃而衰落。
宗教形态与社会文化形态的契合度，对一个政权的支撑来说特别重要。高棉帝国的衰微与消亡，固然有外族入侵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12世纪后期在宗教形态的转变过程中，统治者没有选择到一个适合的宗教支撑自己的政权。1181年，阇耶跋摩七世登基为王之后改信大乘密宗。大乘密宗不适合中国内地和东南亚世俗社会，这个涉及到大乘密宗很多精深的教义问题，这里不涉及。至于东南亚在从印度教向佛教的转变过程中为什么没有选择大乘佛教，笔者认为，主要是大乘佛教中“普度众生”的思想与东南亚社会文化不相契合，东南亚文化除越南之外，没有儒家思想的支撑；儒家思想的精进精神是与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的思想高度契合的。东南亚社会文化与中国“化外之民”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比如云南、贵州、广西等）相类似，没有太沉重的儒家思想的建构与约束，所以个人修得正果（罗汉果）的上座部佛教更与他们契合。因此，宗教形态与社会文化形态的契合度特别重要，契合度高就能得到发展，契合度低就发展不起来，比如大乘禅宗特别适合中国内地士大夫文化，大乘密宗特别适合中国西藏文化，上座部佛教特别适合东南亚文化，印度教特别适合印度文化。
其次，社会结构对一种宗教文化的支撑和发展非常重要，而印度教在东南亚缺乏相应的社会结构的支撑。印度教在印度次大陆的形成是因为雅利安人的大量迁入。雅利安人在迁入之前本身已经具有祭司（婆罗门）、武士（刹帝利）、农牧民（吠舍）三大职业集团。进入印度后，他们利用手中的话语权把当地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贬低为第四集团（首陀罗），由此发展形成种姓制度，使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而与印度教密切结合为一体，成为对婆罗门话语权的强大支撑。然而，东南亚的传统社会结构中，虽然有社会分工的不同，虽然有君主与臣民之分，但总体上没有严格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东南亚，印度教是靠不多的印度吠舍商人和婆罗门传教士的传播而带入的。少量的传教人员无法把印度的种姓社会结构带入东南亚，少量的婆罗门自身也无法成为一个种姓，只是一个为当地君主服务的角色、帝师的角色。“印尼不熟悉印度教的经典《吠陀》，种姓制度也从没有像印度那样严格”。因此，在东南亚，印度教的兴盛主要靠王权支持，而非靠社会结构支撑，印度教只是作为一种王权指定的宗教信仰而存在，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
佛教在印度消亡之后，东南亚上座部佛教起到了传承佛教文化的重要作用，并且其所传承之法乃较为纯正的佛陀原始弘扬之法，当然某些地方也做了符合其本土实际情况的变通。这种变通主要表现在对佛教出家修行的教义作了适应性调整，采取出家与还俗相结合的方式。男孩子一生中必须要出家一段时间，出家时间的长短因地而异，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然后，可以还俗，也可以终生不还俗，彻底出家。还俗之后，可以结婚成家生子。男孩子必须要有出家经历，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拥有相应的社会权利和结婚成家的权利。泰国宪法甚至规定，国王也必须要具有出家经历。因此，男孩子剃度出家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要举行隆重的剃度仪式，还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有些地方还要举行盛大的游行仪式。男孩子在出家期间，在寺庙里生活和学习佛教知识，完全遵守出家人的一切戒律。之后，才可以还俗过家居生活。出家还俗制对上座部佛教的发扬光大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从制度上保证了上座部佛教发展与兴盛的坚实社会基础。凡是男子必须出家，也就是说社会中有一半人口是出家修行过的，而出家还俗的男子结婚成家生子，势必把自己在寺庙中所受的宗教教育带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形成全民信仰，因此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之后，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四国民众中扎根，并化作该四国的文化血脉，滋养着其文化之树茁壮成长为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覆盖整个国家的天空。
第三，印度教在东南亚缺少相应的宗教理论体系的支撑。印度教在印度形成了十分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印度教的经典吠陀、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在印度有相应的社会集团来接受并传授这些理论学说。这些理论学说既支撑印度教信仰本身，也支撑印度的社会结构。然而，在东南亚，缺少一个相应的社会集团来接受并传授这些经典。印度教的上述宗教经典基本上没有被东南亚民众普遍接受。印度教经典中为东南亚民众普遍接受的只有《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大史诗，并且被做了大量适应性改编。印度教的律法经典《摩奴法论》虽然也传入东南亚，但是在东南亚发生根本性的变异。在印度，《摩奴法论》是对婆罗门教权的支撑；在东南亚，《摩奴法论》被改编成为对王权神授的支撑，丧失了大部分原始内容。尽管现在缅甸、泰国的律法典籍也叫《摩奴法论》，但这个《摩奴法论》与印度的《摩奴法论》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在东南亚，婆罗门只是作为传教士而传教，所传之教主要是印度教的神祗崇拜，传播的主要是对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信仰和崇拜，及其相应的神话故事体系，比如毗湿奴有十个化身，其中第一个化身搅动乳海的故事在吴哥窟里的浮雕中有生动反映。但是，印度教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尤其是“梵我同一”的核心哲学思想在东南亚没有被接受。
上座部佛教之所以在东南亚能扎下根来，正是在于从锡兰取经，请来巴利语三藏，根据巴利语音，创立本民族文字，用以写定音译巴利语三藏佛经。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四国本民族文字的创立得益于上座部佛教。本民族文字的创立对弘扬上座部佛教经典及其教义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使得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发扬光大。
缺少了社会基础、缺少了理论支撑，印度教在东南亚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王权指定信仰而被传播和发展。对于普通信众，一般来说，神祗崇拜体系与宗教仪轨越简洁越容易被接受。这是普通人的本性使然。印度教的神祗崇拜体系与相关宗教仪轨可以说是世界各大宗教中最复杂的。相对于印度教，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崇拜体系和修行仪轨要简洁得多。伊斯兰教很简洁，只信仰无形无象的真主安拉，一天五次礼拜；上座部佛教也很简洁，没有复杂的神祗崇拜体系，也没有繁琐的修行，其实就是一句话：戒定慧以证罗汉果。故而，这二者因其简洁性比较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再加上王权的取舍之决定性作用，因此印度教在东南亚地区，最终分别被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所取代。
作者简介：穆宏燕，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
本文转载自“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2025年5月11日文章，原标题为《东南亚的印度教何以被佛教取代？》。原文转载自“东南亚学人”微信公众号。文章节选自《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6期，原标题为《佛教在印度消亡及印度教在东南亚被佛教取代之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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